为了打听、寻找可能身陷传销组织的亲人，为了把痴迷传销的亲人拉出泥沼，他们付出了太高的代价。有的风餐露宿，耗尽钱财；有的甘冒风险，只身救人。他们中，有的人终于与逃出传销窝点的亲人团聚；而有的人，迎来的只是亲人的遗像和家破人亡的现实。

2014年5月，天津，伍刚的姐姐到出事的水坑边查看，拿着弟弟的照片，她泪流满面。
2014年4月，21岁的青年伍刚被女网友骗至静海一个传销组织，失去了自由后，伍刚被传销组织成员不断要挟和虐待。几天后，伍刚和伙伴在回传销窝点的途中借机逃跑，在被追赶的恐惧下，他试图过河逃避，却不幸溺亡。

2010年8月，陕西西安，骗双亲传销，将父亲殴打丧命的刘斌等七人传销案在法院开审。坐在旁听席的刘斌的母亲张立平开庭前就已泣不成声。
2009年12月，张立平的儿子（被告人刘斌），将她和丈夫刘福全骗入传销组织。当时张立平以身体不好为由，并谎称自己已接受传销理念，在儿子刘斌的陪同下返回山西老家，而留在传销窝点的丈夫刘全福因执意拒绝参与传销活动，并强烈要求离开传销窝点，被传销组织成员殴打致死。

2015年6月，陕西西安，熊女士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，她的儿子趴在重症监护室的门外向里张望。
48岁的熊女士为了救儿子逃出传销组织，在传销组织里听了7天课，在跟儿子一起逃跑时遭到阻拦突发脑溢血。

2013年5月，安徽合肥，合肥市中院开庭审理传销人员命案。
2012年7月，被告人张某加入合肥一个传销组织，因发展“下线”不顺利，退出传销组织又遭到“上线”拒绝。面对窘迫的困境，张某服药自杀未果后，他愤怒的将自己的“上线”砍死在屋内。

2013年7月10日，孙延宇的母亲在涉事出租屋里一遍遍哭诉：“就算是绑票，你也开个价，我倾家荡产也会给你，不用这么丧尽天良，哪怕把我儿子弄残疾了，我也至少还有个儿子啊”。 
2013年7月，24岁的海归大学生孙延宇通过网络求职，找到东莞一份号称月薪四五千的“工作”。到东莞后他发现这是一个传销组织。因为拒绝加入，孙延宇被传销人员摁在水盆里，随后遭群殴，被勒断舌骨，踢爆脊柱，直至死亡。

2014年1月，广西南宁，一名陕西妇女带着8岁的儿子来南宁参加传销组织。刚上二年级的孩子因此中断学业。

2014年9月，北京，一对云南夫妇来京寻找女儿，在租住处几人一脸愁容。
2014年9月，三个有亲戚关系的云南女孩在北京失踪，手机关机。几个女孩到北京后多次编造理由向家里要钱，一家人根据各种线索推测，几个女孩被骗入了传销组织。

2015年3月，成都，任女士对女儿晓之以理的沟通，并没有得到两个女儿的回应，流下心酸的泪水。
任女士的两个女儿先后被骗加入传销组织，为了救出女儿，她带着一瓶农药只身涉险，进入传销组织卧底，最后通过警方的帮助将两个女儿从传销组织里带走。

2013年9月，西安，张先生拿着儿子的照片泣不成声。
2013年，张先生儿子在突然与家人失去联系。事发后，张先生辞去了工作，骑着摩托车在各地寻找。张先生曾打通儿子的电话，但很快被挂断。他根据各种线索，怀疑孩子已被传销组织控制。

2014年11月，河北燕郊，在东蔡各庄村找到身陷传销组织的女儿以后，邹先生和女儿相拥而泣。
2014年10月初，媒体对燕郊东蔡各庄村的传销窝点进行了多次报道，在看到报道后，四川的邹先生找到媒体寻求帮助。按照邹先生女儿提供的传销窝点周围环境的照片，燕郊镇派出所民警与邹先生一起解救了被骗的女儿。
本组图文来源：视觉中国

【编后语】
传销，一颗社会毒瘤，一段人生悔恨。
传销这种手段之所以令人憎恶，一方面在于它身居顶层的始作俑者对“下线”的全方位控制——从身体到思想，等于剥夺了一个正常人的自由和人格；另一方面在于它还具有细菌一般的传染效应，一个走火入魔的传销者害的不光是自己，还有他的亲人、朋友，导致被传销卷入者的社会关系全面沦陷。无论是对于家庭这种基本社会单位，还是一座城市、一个社会，传销都是危害无穷。
欺骗、信息封锁、限制自由、灌输谬论，这就是传销组织运作的基本元素。曾经“卧底”传销组织的作家慕容雪村在脱身后感叹：常识的缺乏，是传销组织得以生存、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被包装成“成功学”、“国家工程”、“顶层意志”之类的荒谬言论，能哄骗不少急于发家致富的人，将他们拖入深渊。
对传销的打击，全国各地都不遗余力。但是，如同割了又长的野草一般，传销组织打而复生，屡剿不灭，揭示出一些问题——在信息时代、传媒发达的当下，如何高效率地普及常识教育，让人们不再轻易上当？如何种下“勤劳才能致富”的正确思想，让那些不劳而获的贪念退散？这不光是在考验决策者，更是对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考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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